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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粒儿
初恋那年，我九岁，上三年级。坐在我身后的是一位叫方晨晨的男孩。我们在一个学习小组，他是正组长，我是副组长，共同管理着八个同学。在那个八十年代初的小县城，小小年纪已懂得男女授受不亲。男女生见了面，谁也不理谁，仿佛有仇似的。但凡男女生同位，课桌上必定刻着“三八”线，谁也不越谁的一寸“领土”。男孩子们上课不老实，但凡做个小动作、偷看小人书之类，全被女孩子们揭发给老师。不甘示弱的小男生们就在放学的路上对女生扬起拳头，然而换来的却是女孩子们高昂的头和骄傲的脸，有时还会加上一句让男生们恨之入骨却又沮丧万分的话：明天告诉老师去！
就在这种“打成一片”的局面中，我喜欢上了十岁的男生方晨晨。说不出什么原因，也许是他虎头虎脑的样子，极像当时发行的《少年报》中的“小虎子哥哥”；也许是因为他从不和女生们打仗，虽然说话的口气极冷、极硬。反正心里喜欢上了他，极不愿意和他做对，可心里却有些羞愧，觉得背叛了组织——那时班里女生多，力量强大的简直就象一个“组织”。为了维护自己在“组织中的地位，我从来不和方晨晨说话。有时不得已为交作业本的事需要交流，就莫名其妙地心慌起来，说话结结巴巴。每当这时，方晨晨就会“哼”的一声，很轻蔑地看我一眼，然后抱起全组人员的作业本趾高气扬地放在讲台上的桌子上——在孩子们眼里，收发作业是一件极其光荣的事，这个荣耀只有班长和每个小组的正组长才有。如果偶然情况下，正组长没来，这份美差才会落在副组长的肩上。于是我就巴望着有一天方晨晨能不来，让我也来收发一次作业——那个年龄的孩子，荣誉感是压倒一切的。终于机会来了。一天，老师宣布：方晨晨病了，不能来上课，请沙粒粒同学把你们小组的作业收上来。我兴奋极了，逐一把同学们的作业收好，整齐地放在桌头，宛如放着一尊骄傲。
然而，这种兴奋只维持了三天，我便没了劲头。方晨晨依然没来上课，我开始着急，上课时脑子开始“开小差”——方晨晨一定病得很厉害，会是什么病呢？
回到家里，就急急地问妈妈：“什么病可以让人病三天？”妈妈很奇怪，说：“什么病都有可能，怎么问这个？”我涨红着脸说：“我的一个同学病得三天都没来上课了。”“那就去看看吧，同学之间要相互关心。”“不，不行，他，他是男生！”我着急地摇头摆手。“哈哈，小脑袋里封建道道还不少呢！”爸妈都笑起来，可我却难过得要哭了。
我沮丧的心情一直延续到第六天，方晨晨终于来上课了。班里的男生团团围住他，叽叽咕咕，又说又笑；女生们都摆出一副视而不见的样子，就好象方晨晨从来没生过病似的。我心里难过极了，心中只有一个念头：我要是个男生多好，我要是个男生多好！
直到上课铃声响起，教室里才安静下来。方晨晨回到他的座位上。我急不可待地把、回身把那整齐的七本作业放到他桌上，结结巴巴地说：我，我帮你收好了。第一次，他对我笑起来，露出两颗好看的小虎牙，我立刻觉得几天来的提心吊胆得到了回报。几天来，我第一次这么认真听课，朗读课文的声音这么宏亮，心仿佛象一个氢气球在飘啊飘地飞。
日子就这样单纯而快乐地溜走了。有一天，我远远地看见妈妈和一个年纪相仿的女人说话。那女人身边站着一个小男孩。这发现让我心怦怦跳起来，因为那男孩不是别人，就是方晨晨。不知为什么，本来要奔上去的我却害怕地驻了脚，一溜儿烟地跑回家中。
吃晚饭时，妈妈对爸爸说：“今天下班时遇到小陈了。你还记得小陈吗？原来清河镇政府的那个陈玉英，现在调到县邮电局了。孩子都十岁了，跟咱们家粒粒一个班……”妈妈以后的话我都没有再听下去，只有“陈玉英”这三个字深深地印在我脑海里，这是他妈妈的名字啊，原来我们两家的大人都是认识啊，心里顿时充满了骄傲。现在想起来，其实那样小的一个县城，人们相互认识实在是一个很平常的事。可在孩子们的心中，家长们认识就着实不一样了。
所以再见方晨晨时，就觉得很亲近。自觉得有了一种默契，当然依旧不说话，但需要交流时，也不再结结巴巴，很坦然，象是有了依据似的。
然而，对我来说，最不幸的消息发生了：方晨晨要转学！我不知道什么原因，但我明白这将意味着我再也不能和他一起上课了！分别的日子越来越近，我一天天焦急起来。我总觉得应该对他说些什么，当然话题不再是作业本之类，可又不知该说些什么，每次刚张嘴接着就又紧张地低下头。
这一天终于来了。老师主持给方晨晨开了个欢送会。会场很热闹，这次我可以毫无顾忌地看他了，再不用害怕女孩子们嘲弄的目光。唱歌、赠送礼物（当然女孩子们是不送的，我手里的狮子形的铅笔刀握出了汗，最终也没有交到他手里）、老师发言、同学代表发言……临结束时，方晨晨站在了讲台上，他脸涨得通红，结结巴巴地向感谢老师和同学们对他的帮助，特别是在他生病时，老师给他补课，某某同学帮他抄作业题，某某同学帮他做值日等等列了一大串人名，当然都是清一色的男生。最后，我清清楚楚地听他说到：“还有沙粒粒同学帮我收作业。”我的耳膜好象鼓了起来，只听心中有个声音在说：他提到我了，我跟别人是不一样的，我跟别人是不一样的。
欢送会结束了，方晨晨回到他的座位上。我知道如果我再不和他说句话，以后就没机会了。于是，扭回头，鼓足勇气对他说：“我知道，我知道你妈妈的名字，她叫陈玉英。”说完，我觉得脸火辣辣地烫——这就是一个九岁小女生对她爱心的最热情的表达了。方晨晨奇怪地看着我，问：“干吗？”就这一句，使我勇气尽失，羞愧地扭身趴在桌子上。
方晨晨终于走了。他的座位有好一阵子是空的。我好长一段时间脸色潮红，让妈妈误以为我生病了。等脸色恢复正常时，我就渐渐把这事忘记了……
或许是任何故事都要有一个结尾。十几年后的一天，我走在帮乡的街头，忽然听到有人叫我的名字。我一时怔住了，站在对面的是一个高高壮壮的青年，怀里抱着一个小男孩，身边跟着一位年轻女子。“不认识我了？我是方晨晨啊！”方晨晨？除了两颗虎牙，还能依稀看到当年的样子，其他好象全变了。“怎么，我变化很大吗？认不出来了？我看你可是没怎么变，只是放大了几倍。”方晨晨粗粗的嗓门让我回过神来，我笑着点头承认：“真不敢认了，要不是你叫我……”
“嗨，我也没把握，毕竟十几年没见了嘛。你猜是什么让我认出你的？是你这身裙子！我记得你小时候就老穿这样一件兰底白点点的裙子，现在还是，衣服跟人一起长吗？”他哈哈地笑起来，幽默地说。
这么说，那个跟他说话时结结巴巴的女孩毕竟在他脑海中有一抹印象了。
“不，已经发生‘质’变了。”我摸了摸柔软的裙角说，“你现在怎么样？”
“混呗。大学没考上。接老爸的班，进了工厂。单位没房子，我们一家三口全住在我妈家。除了看着儿子还挺来劲！”他得意地捏捏男陔的鼻子，接着又转过脸对身边的女子说：“还没跟你们介绍呢，这是我小学时的同学，才女，现在在省城工作呢！这是我爱人小秦。”小秦挺挺背，往丈夫身边靠靠，文静地冲我一笑。
“叫姑姑。”方晨晨继续逗弄孩子。
“嗯~”男孩并不合作，搂着父亲的脖子，把脸茂起来。
“臭小子，没礼貌！”方晨晨不无疼爱地拍拍孩子的屁股。
我笑起来：“长得很像你小时候的样子。几岁了？”
“是吗？很皮，快三岁了。”……
这时我注意到他那原来一直微笑着看着我们的妻子现在已文静地把目光转向一边。我知趣地告别。
方晨晨爽快地跟我握手，说：“好吧。反正你也不急着回去，有空到我家来玩吧，叫上几个同学聚聚。我现在还住在邮电局家属院。再见！”
走出几步后，他突然又想起什么似的，大声冲我说：“来找我时，问我妈的名字就成。她叫陈玉英。”
我不禁笑起来，仿佛很早很早以前发生的事又蓦然回到身边，心里喃喃着：我早就知道，我早就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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