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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哑巴老师”改变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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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红平
“说话好”
在长达８年的时间里，王金枝梦寐以求的，莫过于听见自己的女儿有一天有能力叫她一声，“妈妈”。
对于天下大部分母亲而言，这是一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事。可对于王金枝来说，它曾经比登天还难。
王金枝和张代传的孩子有着一个美丽的名字：张花蕊。１１年前，刚刚满１周岁的小花蕊高烧后打了几针“庆大霉素”，她的人生由此发生逆转。
从此，在花蕊的世界里只剩下了一句话，“爸爸”，她一周岁前刚刚学会的。而王金枝反反复复无数次教她说发音极为相近的“妈妈”时，看到的总是小花蕊一脸的茫然。
本能的反应，是一个字，治。从县城找到省城，从省城找到北京，找了一所所医院，一个个大夫，得到的只是绝望。
张代传说，他当时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拼命地去挣钱。“有一天还是要上伦敦上纽约。”说到这里，这位山东汉子依然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你能够感受到一个父亲的痛苦与决然。 后来才知道，花蕊只是全国数十万因“药物中毒”致聋的儿童中的一个。个中的伤痛，只有每一个具体的家庭才能真正知晓。
１２月１４日，山东省夏津县精华聋儿语训学校。在这里学
习了４年的张花蕊已经能够熟练地与校长袁静华进行对话了。“你家在哪里？”“山东省无棣县。”“说话好不好？”“说话好。”……
而其他的孩子，则争着挤到记者面前与你握手，“叔叔好。”“叔叔坐。” 一双双眼睛直瞪瞪地望着你，那是普通孩子所没有的一种热情的逼视。而在话语中分明有着能够说话的无尽喜悦。
世界在这里改变了。
渴望与孤独
说起创办聋哑学校的初衷，２４岁的袁静华说，你难以体会一个聋哑人所要面临的痛苦。他们所面对的，是无边的寂静，其他儿童的冷漠，甚至于连阳光都有可能远离……
１９９２年，袁静华高考落榜了。在她最痛苦的时候，是同村的两个聋哑姐弟，１３岁的陈海霞与１２岁的陈海滨，同她一起分担着苦与痛。
一次，他们在村小学玩时，正好碰到他们的另一个妹妹走进学校教室。无意中，袁静华看到陈海滨和陈海霞两个人眼中，有泪光在闪烁。
这时，袁才体会到，原来聋哑人有常人难以觉察的渴望。而在农村，是没有多少人会注意到聋哑孩子的这些渴望的。有的，只是对命运的逆来顺受。
即使在城市，也是如此。袁静华说，由于聋哑孩子的家庭可以生第二胎，所以父母的爱往往会倾注在第二个孩子身上。而且，作为聋哑孩子的父母，他们所要面临的社会的嘲笑、歧视，必将给他们带来无形的心理压力。而这些，也将影响到他们对待孩子的态度。
所以，袁说，你难以想像的是，河北一个４岁的女孩，在来到学校的时候，一旦置身于太阳下，连走路都需要人搀扶。后来才知道，因为不愿示人，她的父母几乎从来都不带女儿下楼，以至于孩子连阳光都很少见。而临清一个男孩，今年１４岁了，可他的很多亲戚居然都不知道，这个家庭里还有这样一个聋哑孩子。
这就是现实。
改变其实很简单
袁静华说，在那一瞬间，她有一个梦想，就是让陈海滨和陈海霞能够说话。
这个梦想，让她放弃了和村里其他年轻人一道进城打工的计划。
这个梦想，改变了这个农村姑娘的命运，使她从可能的一个普通打工妹成为一所乡村私立学校的校长。
这个梦想，更改变了众多聋哑孩子的命运，使他们从人生的暗夜里走出。
为了让陈海滨与陈海霞说话，袁静华找到了济宁聋儿康复中心。在那里才知道，原来很多聋哑并不是不治之症。大部分聋哑孩子都有残余听力，只要戴上助听器，经过一定的听力训练，都能够听得见声音。再辅以语言教育，“让哑巴开口”并不是梦。
也是在那里，她才知道，聋儿中比例最大的一部分，都是因为像张花蕊一样，使用链毒素、卡那霉素、庆大霉素等抗生素引起的，这些药品的使用在乡镇医院迄今还颇为普遍。而且，由于受“贵人语迟”的愚昧思想影响，不少家庭到孩子好几岁了，才知道孩子不会说话。而孩子越小，康复的希望越大。
于是，尽管陈海滨陈海霞已经错过了康复的最佳年龄，可袁静华还是准备在他们身上进行她的实验。
戴上当时才２００多块钱的国产助听器，世界居然有声了。摸着老师的脖子感觉发音的规律，看口型……从来不曾说话，只能用手进行比划的两个孩子也可以开口说话了。
“爷爷”、“奶奶”……面对袁静华父母的反对，袁静华让两个从来不会叫爸妈的孩子抱着两个老人不停地叫。叫得两个老人直落泪。
原来改变其实很简单。
融化内心的冰块
原理挺简单，可工作量却是巨大的。
袁静华说，因为聋哑康复学校与其它学校不同，它要一个孩子一个孩子地教，所以你需要的是忍受枯燥的足够的耐心，需要不厌其烦。
此外，“最重要的是你得首先用你无微不至的关怀，取得孩子的信任，消除孩子对你的敌意”。
来自社会、家庭的各种歧视，再加上无法与他人沟通，长期生活在无声世界里，所有这些，都会给一个聋哑孩子的心灵造成深刻的影响。
从１９９３年起，袁静华在自己的家里办起了聋哑康复学校。从此，他们与邻居的争吵便没有间断。原来，邻居家的鸡蛋经常都不见了。并不是被人偷走吃了，而是被砸得粉碎。还有鸡窝给掀了，水桶也要扎个眼……
１９９８年袁有了自己的学校后，每年夏天新进的一批孩子都会将学校教室的门锁、门扣拆得一个不剩……
袁静华说，这些表明，几乎在每个聋哑孩子心中，似乎都藏有一种仇恨。
更可怕的，是不少聋哑孩子的眼光。那分明是一种不屑与傲慢，“是成人受了讽刺之后的愤怒。它根本就不像是一个孩子的眼神。”
世界倾斜了。这一切皆因聋哑所致。
所以，你不能打他不能骂他，你上课时从来不能对孩子说不好。孩子把门扣弄坏了，你只能一遍遍修好，灯绳拉断了，你只能一次次接上。孩子起床就是不洗脸，你得一回回给他洗。 “几乎每一个聋哑孩子内心都是一块冰，你必须首先用爱心来融化他们，才能使他们开口说话。”
“哑巴老师”
然而，对于袁静华本人来说，付出了爱心，收获到的并不都是鲜花。
从她办学起，风言风语就伴随着袁静华。有人说她是出风头，有人说，一个１７岁的姑娘好端端的，干吗跟一群哑巴生活在一起？又当爹又当妈的？
走到哪儿，都有人说，那个哑巴老师来了。这甚至影响到她找对象。一个挺漂亮的姑娘，居然没有人提亲。直到去年１０月１日，袁才找到一个对象，今年国庆节刚刚结婚。这在农村已算晚婚了。
即使是现在的丈夫，在结婚前，也曾偷偷跑到袁静华的学校“视察”。袁静华笑着说，“其实他也不是很想要我。”
袁静华也承认，她最初的理想是“办一个厂，搞个养殖”，从来没想到当老师，何况是聋哑老师。
在采访时，她也曾问，广州的生活是否像电视中那样快节奏？在她的眼睛中，你依然能发现一个农村青年对外面世界的渴望和向往。
至于最终支撑这么多年的理由，袁静华说，只有你跟这些聋哑孩子在一起生活才能体会到。当你看到一个聋哑孩子能够开口说话了，你会有一种巨大的成就感。“你很容易满足。” 一个个孩子的命运
陈海滨和陈海霞能开口说话了，在乡村里，这无疑是创造了奇迹。袁静华迅速声名远播。在那座北方小院里，来找她的孩子很快增加到１７人，直到４５人，把小院撑得满满的。 １９９８年，利用社会捐资和政府拨款，袁静华盖起了这个学校，目前学生已达８０人，来自全国８个省份。
每天早晨，这所学校的第一节课便是舌操。舌操的目的是锻炼舌头的灵活性。然后戴上助听器，利用一些打击乐器来给孩子进行听力训练。再辅以口型训练，教孩子说话。辅以各种教具，教孩子以实物意识。
就是这些，足以改变一个个孩子的命运。
办学这几年，袁静华几乎看到了每一个送孩子来学校的父母眼中的热泪。
今年３月份，广东的一对夫妇千里迢迢地赶到夏津，把几岁的孩子送到学校后半小时就走了。在离开时，孩子紧攥着父母的衣裳大哭，却说不出声。
１２月１１日，这对父母赶来接孩子回家过春节。已经不认识爸爸的孩子，冲着爸爸喊了声“叔叔好”，袁静华说，你能想象这父亲心中是什么滋味。直到老师告诉孩子这就是你爸爸之后，孩子终于叫出了平生第一句“爸爸好”。
一家人顷刻间嚎啕大哭。
还有的父母，甚至要给老师下跪以表示感谢。袁静华说，每一个父母心中都蕴含着无尽的爱，只是，聋哑使这份爱凝固了，麻木了。
重新获得父母的爱，聋哑孩子的命运就有了第一步改变。而让他能够跟正常人交流，继而上正常的幼儿园与中小学，才能使他们的命运发生根本的改变。
像陈海滨和陈海霞这些大龄孩子，由于接受培训的时间较晚，所以虽然他们掌握了基本的语言，可上学已经不可能了。目前，他们都在北京打工。
最有希望的是那些年龄小的孩子，经过培训，已经有２０多名学生从这里走进小学。袁静华说，这是她最为自豪的目标，她用了两句话加以概括，作为她办学的宗旨：“告别无声世界，回归主流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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