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三十
大姐老了。 虽然大姐只有四十五岁,但是头发多半已经发白,削瘦的脸上满是皱纹。原本体态微福的大姐,如今体重只有四十公斤。 大姐命苦。出生于解放初期,能赶上的那几场灾难,她一个没落下。三年自然灾害时,因家庭成分不好,去食堂打饭,管伙食的用饭勺漂着舀。端在手里一看,全是米汤。大人喝汤,大姐也跟着喝汤,三天没进米粒。后来大姐饿得实在站不住,就用头顶着门框。那天黄昏终于晕了过去。沉默的父亲一气之下,连夜去了乐亭倒卖烟叶,换来两袋红薯干,算是救了一家人的命。生产队时,柔弱的大姐和男劳力一起抡大镐,抬大筐。妈说,姐去海边防护林拾树叶,那满网兜的树叶硬是自己背回来。爸去接,背不动,只能在后面跟着走。十里路呀!每当我想到这儿,我觉得我的心在淌血。 苦难的日子总算是熬到了头儿。大姐和姐夫靠着辛勤的劳动,盖起了五大间北京平。却没料到刁钻霸道的邻居,竟因换房基地不成怀恨在心,刨了新盖的房子,并打伤了大姐。 大姐出了医院去法院告状喊冤,又请了律师帮忙。可是冤没钱大,理不遮天哪!黑心的律师收了薪金却不出庭辩护。好心人告诉姐,律师被人家暗中收买,法院被人家通了门路。结果大姐败诉。 大姐不服,一级一级地往上申诉。一个小小的民事纠纷案。竟在镇法院开了七次庭,审判两次。县法院开庭两次,审判两次。市中级法院开庭两次,审判两次。到最后以责任对半承担了案。村里人都劝大姐,别再告了。人家手眼通天,你一平头百姓,只想要钱不想出钱,哪能赢呐!人一辈子总有受屈的时候,还是忍了吧!大姐不信邪!她坚持要讨个说法。一个官司打了三年。姐夫病了,家里没了劳动力,年仅十六岁的外甥退了学,去海边做工。原本幸福美满的一个家,没了从前的欢声笑语,大姐怎能甘心? 村民淳朴,看到大姐有难处,帮着凑路费。乡里领导体贴疾苦,每个季度都想着给救济金。大姐是个要强的人,没向别人伸过手。如今到了难境,由不得她呀!我发工资时,给她二百,她不要。说我那点儿工资也不多。再不多,我下月还有。大姐含泪收下,说,算是姐借的。钱来得不容易,大姐一分钱掰成两半儿花。她去市里告状,下了火车,舍不得花一元钱坐公交。于是用步量,她拖着孱弱的身子一步步走到市法院、检察院、信访、纪委 。姐说:还是人家市里人有文化。问路时,没有人嫌弃她一身风尘,满脸土气,都是详细而耐心地告诉她具体地址。为了省路费,她不回家。晚上住在火车站,白天去申冤。大姐说,很多的好心人都告诉她,只要坚持,就会打赢官司。大姐本来接近绝望的心,又有了希望。 老母亲心疼女儿,哭着让她忍了吧,安安稳稳地过日子。大姐平生第一次对母亲说个“不”字。我看不懂大姐了。那个软弱柔顺的大姐哪去了,怎么眼睛里这么多的刚强与坚毅?那个每天微笑的大姐哪去了,怎么总是紧锁眉头?那个聪慧健康的大姐哪去了,怎么瘦得只剩下骨架,迟钝得像个老人?我为大姐梳头,握在手里的不再是那黑粗油光的麻花辫子,而是一缕灰白的乱草。面对着苍老得难以认同的大姐,我恨自己没有能力去保护她,让她受了那么多的苦,含了那么多的冤。 前几天我回家,不敢问案子的情况。我只想对大姐说点儿温馨的事,我怕她那颗心因为受挫太多而绝望。我能做的也只有给她一点儿温暖。大姐说:“小妹,姐的心没冻上,咱爸常对咱说一句话,世上还是好人多。我相信有天理就有公道。”我把泪逼回胸膛,我说,姐,你要相信,好人有好报。 大姐又踏上了她申冤的路,我惟有替她祈祷与祝福。善良的人们呐,当你们在繁华的街道上,看到一位风尘仆仆的中年妇女,请善待她吧!她是怀着对这个世界,这个社会最后一点美好,才行走在那个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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