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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故乡  发布日期: 2001年7月30日
一生精彩
结草为庐

    父亲走时,我不在他身边。 
     医生说:脑溢血就这样,不知能拖到什么时候呢。那时,他眼不能睁,手不能动,口不能言。出气多,进气少,似熟睡一般。毫无顾忌地鼾声如雷。我守护了一天一夜,他一直就这样。于是忐忑不安的我们去填饥肠饿肚。刚落座,留守的人就来了:快,快,不行了!我跳上车就走,泪,涌了出来。父亲很安详,但脸上的红润已褪去,变成了苍白。我握着他还是微温的手,把头埋下去。 
         
     父亲以前是文职军官。家贫如洗,刚上初二就参军了。象上梯子一般,一步一步坐在营级干部的位置。年轻时的父亲,架一副眼镜,显得文质彬彬英俊潇洒而又不失军人的威严,给人扑面而来的是自信中透露的十二分得意和骨子里的狂傲。一如战场上的勇士,冲啊,冲啊,勇往直前。负伤也再所难免:文革结束前两年,有着20年军龄的父亲回到了故乡,当起了农民。放下了笔杆子,拿起了锄靶子,没有了工资,却有了工分。人们的羡慕也变成了嘲笑。但他的腰板依然挺直。即使父亲虎落平阳,但没有一个人敢对视他那象饿狮扑向猎物准备作最后一击的目光。望着嘲弄者远去的背影,这时的父亲满脸的迷茫困惑。是回忆往日的荣耀,还是诅咒人性的冷漠?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一点:父亲从来没想过要用另外一种姿态,一种心态,一种语态,说他不愿说的话,做他不愿做的事。即使是站在泥田粪坑里,即使是待在烈日暴雨下,即使是泡在世俗的唾沫里,也如竹一般,笔直挺拔,宁折勿曲。 
    那年父亲三十九岁,失败也精彩。 
  
    因为父亲命运的转折,我小时侯不是很调皮。凡是我力所能及的家务农活,我都干过。喂鸡喂猪,放牛扫院,那是轻活。割麦插秧,锄草挑粪,犁地打耙,嫩弱的肩也能承受。即使父亲暴烈如狮,却很少吼我打我。可是,却因为一句话挨了重重的一巴掌,至今我还觉得隐隐的痛。 
    二十三年前,农村要是有一个机器钟那可是奢侈品。一天,钟不走了。我好奇的打开了它。哇,好多小齿轮,而且全是铜的。我决定把它卖些钱。那几毛钱还没有决定怎么花呢,我就被抓了。站在父亲面前,我头低着,腿直打颤。我想,这顿饱打是跑不了的了。父亲一直没有言语,过了好一会,他说:钱给你奶奶,你走吧。站在一旁的奶奶终于松了口气:她是不愿看到她的独孙子挨打的。 
     可是,父亲的教诲就在我意想不到的时候来了。那天我帮父亲拉锯,有些累了,坐在地上说干不动了。我说了一句自认为很幽默的话:我是城市人,干不了这个。没有一丝前兆,天空白云淡淡,阳光温暖,微风习习,一个炸雷般的巴掌在我左脸响起。接着是从牙缝里挤出的三个字:没出息!我很委屈,泪无声的落下。等我做了父亲,我才知道父亲发泄的不是对命运的不满,而是在教育子女树立信心和勇气,象他一样,困境中活出精彩来。 

    父亲一身傲骨还是有下跪磕头的时候。 
    奶奶去世了。按照乡俗,儿孙们是要向抬棺的人行大礼的。凌晨,年长的司仪“啪”的一声把灰盒摔碎,大喊一声:送老大人上山了。顿时,哭声,唢呐声,鞭炮声响成一片。父亲泪雨滂沱,伤心地象个孩子。没有任何人的提醒,父亲双肩颤抖地走到抬棺人的面前,跪下,嗑三个头,起来,又到第二个人面前跪下......父亲做的很自然,很庄重,没有丝毫的犹豫和羞涩,也不顾地上是泥是水。透过朦胧的泪眼,我感到父亲的泪滴在我心里,很温热。 
    那年,父亲是一个公司的经理,他的跪嗑,让人肃然起敬,那也是一种精彩。 
    
    我中专毕业后,分配到了就读的城市。后来,成了家,有了孩子,父子相聚的时间很少。逢年过节,我们回家看他,常对饮两杯,说一些工作中的事和他退休后的打算。要是有便车,他也来看我们,带很多东西,大包小包象搬家。96年三月的一天,我接到父亲打来的电话,显然喝了一点酒,说话很兴奋,最后他说:你妹妹的事就交给你了,儿子呀,老子就不管了。前句话有朋友般的信赖,后一句,就摆出了老子的威风。 
    4月1日晚,我接到父亲病危的通知。我连夜赶回家。 
    父亲就这样走了。就这样从办公椅上滑下来,走到了上帝的怀里。给我留了一块老式表,50枚毛泽东像章和一满箱过去的精彩。 
    那年父亲是县城建主任,不到60岁。 

    屋顶一只五彩鸟,对我叫了两声,飞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