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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人和看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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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大旗
人类文明的进化是从杀人开始的。文明要升级换代就要革命，革命就要杀人，而“不准革命”那一方也更要杀人。商鞅被“车裂”，布鲁诺受“火刑”，法国国王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都是在杀人。
尤需一提的是“杀人”的仪式。公开处决本非中华文明独家首创，观赏杀人的看客亦非吾族特产。以前西方的斩首与绞刑，竟如中国之菜市口刑场一般，观者如堵。《红与黑》里的于连临刑，看客蜂拥而至，连旅馆都订满了。大概看杀人是有乐趣的，中外皆不能免俗。
说到杀人之暴烈和看杀人之癖好，中国明朝是杀人最狠和花样最多的，是以明朝看客也最有“眼福”。据《明季北略》载，每有凌迟行刑，观者“人集如山，屋皆人覆”。满清立国，虽废去明朝多款杀人酷刑，但凌迟仍为保留节目。作家莫言的长篇小说《檀香刑》所写，就是俗称“三仙出洞”的凌迟极刑，其残忍程度，令我不忍卒读。然而，莫言笔下的辨子臣民看行刑看得七情上面，无比投入。
若说昔时满世界都杀孽未了，倒也罢了。今逢承平之世，人权昌明，莫道科技革命、资讯革命毋须杀人，连社会革命也不见血光了。“第三波”民主化浪潮，整个东欧苏联仅得一滩血污，罗马尼亚的独裁者齐奥塞斯库下令军队开枪镇压，孰料“此日六军同驻马”，独裁者反遭枪决。然而这终归是一处历史败笔——齐奥塞斯库饮弹一百二十粒，浑身打成筛子一般，实在太过了。
非暴力的社会革命未必就能废去暴力机器的武功，在东方专制主义的国度尤其如是。缅甸军政府镇压学生平民，比邻国还早了一年，杀人也未必比邻国少，但那里毕竟未出过喜看杀人的捧场客，亦无为杀人的“正确决定”而背书的议员——因为缅甸连宪法都废了，故无议会和议员。邻国到底比缅甸来得“政治文明”，有一部“万年执政”的宪法，也有举手机器一般的“两会”，更有人数颇众的坊间看客。说来即便是喝狼奶长大的“愤族”，许多人每到那个日子都趋于郁闷，此属愤而不“粪”者。惟是粪族中的极品，始为杀人于市而亢奋不已。他们才是标准的爱国臣民，官家杀人是错不了的。如鲁迅所言：“中国究竟是文明最古的地方，也是最重视人道的国度，对于人，是一向非常重视的。至于偶有凌迟诛戮，那是因为这些东西并不是人的缘故。皇帝所诛者，‘逆’也，官军所剿者，‘匪’也，刽子手所杀者，‘犯’也。”(《“抄靶子”》)
某年杀人既然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决定”，那么别说才过了十七年，就算再过一百年，自当把“正确”进行到底。这就令见猎心喜的看客有了憧憬和期待——什么时候再有看杀人的机会呢？
从鲁迅、周作人、废名到沈从文，都对中国人酷爱看杀人深恶痛绝，鲁迅的《示众》、《药》都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鲁迅写道：他们围观时像伸长脖子的鹅，还认为枪毙不如斩首好看。还有《阿Q正传》：“你们可看见过杀头么？”阿Q说，“咳，好看。”最后阿Q赴死时的看客百态，均为沉痛之笔。
窃以为，中国之杀人与看杀人至今不衰，就在于中国历史之杀劫太重、血腥味太浓。沈从文记叙，他七岁就在乡下看过杀人；十四岁从军作书记，在芷江四个月看杀人一千，在怀化一年看杀人七百。皈依人道主义的沈从文断断想不到，中国的杀人传统，本朝尤甚于先朝。正是“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
更为可叹者，时至二十一世纪，中国祖传的看杀人之恶癖犹存。在拍手称快的看客而言，“决定没有不正确的；执行没有不坚决的;法律没有不公正的；行动没有不果断的；群众没有不受蒙蔽的；坏人总是一小撮的；对抗总是没有出路的；后果总是你来负的……”大陆的时新民谣，正是本朝政治的精粹，这叫看客们如何不为看杀人而开怀同乐呢？还是鲁迅的精神解剖至为透彻：“暴君治下的臣民，大抵比暴君更暴；暴君的暴政，时常还不能餍足暴君治下的臣民的欲望。”(《热风》随感录65)
看杀人者，与杀人者同！（写于2006/0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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