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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刁民"是衡量国家进步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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椿桦
时报新闻眼 世上本无“刁民”，叫的人多了，便有了“刁民”。或者说，“刁官”与“刁政”多了，“刁民”也就应运而生。历史上，究竟是先有“刁官”还是先有“刁民”，其实是个简单的命题。如果不是先有“刁官”，那么“刁民”显然是没有存在意义的。——椿桦
有一个著名的官司，发生的时间已有些年头了，大家可能还有些印象：一个美国女人，在麦当劳买了杯热咖啡，带上车时不小心将咖啡弄洒了，烫了自己的腿。女人便以麦当劳没有在包装上提醒她为由，起诉麦当劳并最终获得高额赔偿。中国人一度很羡慕那个女人，却不知，在国内媒体上，这样的事例已越来越常见：有人骑自行车摔伤了，告市政部门没把路修好；学生吃饭时被噎着，告学校的饭太硬。事例基本相同，所不同的是，美国没有“刁民”一词，而在中国，公民如果老在这些“鸡毛蒜皮”之事上找麻烦，有可能会被冠以“刁民”之称。
近些年，中国的“刁民”明显多了起来。为此，“乌鲁木齐市委书记栗智要求官员不能轻率地视百姓为刁民，否则就不可能化解矛盾赢得民心”（《人民日报》1月23日）。这样的告诫并不容易听到的，此前人们惯常所闻，乃官员训斥百姓不要当“刁民”的论调。这次，栗书记将训斥的对象反过来，相当有道理。
尽管到目前为止，对“刁民”的定义，尚没有一个权威的说法，但基本可以确定，“刁民”是官对民的一种称呼——官不可能对官如此定义，民也不可能对民如此称呼。“刁”具有刁钻刁难之意，可见“刁民”既不是违法乱纪的歹徒，也不是老实听话之辈。既然“刁民”并不违法乱纪，按照法律程序，未经法院定性的称呼是有污蔑贬损之嫌的，那么官员如此给公民定性，本身就意味着此官与“刁官”相近。
可以说，世上本无“刁民”，叫的人多了，便有了“刁民”。或者说，“刁官”与“刁政”多了，“刁民”也就应运而生。历史上，究竟是先有“刁官”还是先有“刁民”，其实是个简单的命题。如果不是先有“刁官”，那么“刁民”显然是没有存在意义的。但为什么“刁民”的“知名度”远远高过“刁官”？那是因为，自古以来，官掌握了比民更多的话语权，官说你是“刁民”你就是，甚至“刁民”与“暴民”的概念，也可由官按需修改。
事实上，“刁民”完全可以作为衡量一个国家民主与进步的标志。古代中国，在强权与暴政之下，万马齐喑，所以国家的发展总是停滞不前，甚至往往因此而直接遭遇“暴民”。所以在历史上，只见“顺民”与“暴民”。曾国藩在砍下20多颗抢粮的饥民人头时说，乱世必须用重典。重典之下，当然无“刁民”，但“暴民”因此而生。所以，今天屡有官员指责“刁民”的声音响起，实则是好事一桩。它至少表明，公民拥有了更多的话语权，可以对“刁官”叫板，让“刁官”头痛。
上个世纪，大量的“刁民”主要来自于不知疲倦的上访者；现在，“刁民”则习惯以上书与告状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声音，是一种进步。媒体以“郝劲松：七次状告垄断业的‘刁民’”（《三晋都市报》2005年4月20日）为题，对“刁民” 郝劲松赞誉有加；上书8年，与程维高较量8年的“刁民”郭允光，将一个劣迹昭彰的“刁官”送进了监狱；当村官不改刁民本色的农民王幸福，以他的维权行动震动了中央。就算是在“鸡毛蒜皮”之事上较真的人，也可以让街道变得顺畅；让学校重视学生饮食起居；让麦当劳的咖啡杯注明冷热标识。
学者吴思在《隐蔽的秩序》一书中，将“刁民”喻为刺猬。我很喜欢这个比喻，对于官员来说，如果百姓都成为刺猬，那么他们也就一个个成为清官了。此外，我还发现，在中医学里面，刺猬是一服很好的药材，其皮具有行气解毒、消肿止痛的功效。这样的“药材”对整个民主社会来讲，再合适不过了。 (原题：“刁民”是民主社会的药材)(《信息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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