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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不了的老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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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若
仍记得看《黄土地》时由新鲜所焕发的激动，尽管终场时观众已寥落不堪。此后，开始由单纯的欣赏者进化为电影的研究者，以至用坏了两部录像机，教唆了数百喜欢或不喜欢电影的学生。
看惯了DVD的小气，总想偶而去影院享受一场真正的电影。昨晚突发奇想，直奔洲立影城。见当晚五个厅放六部片子，想看的只有排在午夜的《卧虎》，票价70大元。妻嫌贵，儿嫌晚，坚持了一会儿便泄了气。一想也是，这价钱若买盗版碟可看30部有余。抬眼看，对面有“巴西烤肉店”霓虹耀眼，一家人索性把“卧虎”换成了一顿美餐。
回头想，此事若放在30年前，作为超级影迷的我，能否舍得一顿烤肉换一场好电影？结论有点自愧：选烤肉的机率仍占八成。不过，这并不能说明俺历来就是酒囊饭袋，选择虽相似，性质却不同。30年前是因美餐难得太奢侈，从花费计，一顿任吃不限的烤肉应相当于30场电影；如今则因票价太高烦煞人：看一场电影需要一个普通工人在流水线上干两天。
我“幸运地”赶上了廉价电影的年代，使那时相对贫乏的精神生活总还有些亮色。记得我的电影启蒙是在上世纪60年代初，当时父亲任职的机关每周都有两晚在会堂放电影，往往是新片。懵懵懂懂的我跟着大人看了不少中外影片，印象最深的是《大闹天宫》、《刘三姐》、《哥俩好》、《大李小李和老李》等，只因其热闹和喜兴。有时也放点老片和外国电影，如《可怜天下父母心》、《一江春水向东流》、《好兵帅克》、《偷自行车的人》等。小学生贪睡，晚七八点时已打熬不住，不少片子只记得头尾，中间给了睡虫。
当年最过瘾的是放假时看循环场，在离家不远的北陵电影院，小伙伴们花上一角钱就可以把一部电影看一天。记得放《红日》、《51号兵站》、《羊城暗哨》时我都一气看了两场多。如今，那个雕粱画栋绿檐黄瓦的电影院早已荡然无存，只有那个表里颇似人民大会堂的机关会所还在。记得在那儿看的最后一部电影是《地道战》，对片尾全场气氛之热烈印象颇深。不曾想这个和鬼子玩地道的故事后来竟成了革命电影仅存的硕果，在随后开始的文革中被连映十年，乃至“鬼子进村”也成了全民皆知的流行音乐。
到上山下乡时，看电影已成了奢侈的享受。即使是在露天看早不新鲜的样板戏，也总是乡亲们的节日。冬闲时偶而也结伴去十里外的县城看一场说不上好不好看的影片过把瘾。记得一次拉着知青战友兴冲冲地赶去看纪录片《第32届世乒赛》，不料在漆黑的影院里遭一伙人寻衅，同伴掏出冷兵器准备散场后御敌血战，给我的任务只是撤退。幸好最终没打起来，因为英雄一问出处，双方的头儿都是来自同城的知青。
文革后期开始引进兄弟社会主义国家的电影，孤陋寡闻的中国同志立刻被异国（特别是欧洲）的斗争历史和现实生活所吸引。最早引进的应是一部阿尔巴尼亚影片，名叫《海岸风雷》，内容已不记得；最轰动的是朝鲜的《卖花姑娘》，曾把全中国的阶级弟兄感动得涕泪滂沱。后期进来了更好看的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多瑙河之波》让我们知道革命者也可以三角浪漫，《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桥》打得更见精彩热闹，也更多孤胆英雄。到回城后，已见“内参片”渐渐出笼，影迷们趋之若鹜。记得那年内部展映日本军国主义电影，为看一场《啊，海军》，我曾在影院外苦等两个钟。
70年代末，大陆电影随文学而复苏，由政治反思到形式探索，赢得了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受众。读大学时每片必看，形式美的首称《小花》，思想深的推为《天云山传奇》。此后坚持做影院的常客，对刚冒头的“第五代”曾惊喜万分。仍记得看《黄土地》时由新鲜所焕发的激动，尽管终场时观众已寥落不堪。此后，开始由单纯的欣赏者进化为电影的研究者，以至用坏了两部录像机，教唆了数百喜欢或不喜欢电影的学生。直到国产片面临市场和大片挤压、仍戴着意识形态的镣铐悲壮地跳舞，由失望而绝望；遂改弦更张，也渐渐消解了对它的激情，乃至一顿烤肉就出卖了电影。
我眷恋电影的黄金时代，痛惜这个文化产业长期被官僚和商人操控，遗憾子一代缺少银幕带来的享受，羡慕后来居上的“韩流”，更同情自己的电影人仍在艰难地生存。此刻，《天堂电影院》的主题音乐悄然响起，我正像片尾由小放映员成为大导演的主人公那样，看着一个个由记忆缀起的黑白画面，心潮澎湃，眼角湿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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