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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人生能够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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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人生能够和他人互换一周，你最愿意换成什么？明星、官员、帅哥，还是乡野村夫？正在热播的电视节目“变形计”为我们提供了交换人生的想象空间很多人讲起他想交换的生活，就像讲述当初的理想。更多的人也在思考，“交换”是否可以成为一种人生选择？
如果人生能够和他人互换一周，你最愿意换成什么？
一个在钢铁森林里为朝九晚五所苦的白领，也许想和“龙灯花鼓夜，仗剑走天涯”的游侠换一换；一个多年打拼职场少年白头丢失了爱情的中产人士，也许想和一个柴米油盐似水流年的下层男人换一换。一个感觉总被刁难的出租车司机，也许想和指点滚滚车流一夫当关的交警换一换：一个虔诚而卑微的“玉米”，也许想和光芒四射的“宇宙中的春天”换一换。
湖南卫视一档叫做“变形计”的电视节目，似乎给人们提供了做做这白日梦的可能。这档结合当下社会热点，安排当局人物在七天之中互换角色，号称纪录片+真人秀模式的节目，一经推出，就像一块石头砸进了滚滚红尘，引得众声喧哗。
头一回，它让一个不知道谋生艰难的儿子做了一回父亲，让父亲到儿子的学校做了回学生，以消除两代人的心理鸿沟；第二回，它让一个都市里的网瘾少年，远去青海的贫穷小村子，给一个盲人当儿子，吃粗面馍馍，下地干农活，而让盲人爸爸的真正儿子去都市。节目希望让富家子找到生活的意义和目标，让贫困少年从外面的世界找到现实梦想的更多动力。
有人说，所谓“变形计”，不过是对两个具有强烈反差的生活位置予以互换，通过一段时间角色的亲身体验，以便更好地审视工作、生活、人性乃至人生；而其内在元素，在冯小刚的电影《甲方乙方》里早已依稀可见。这档并非多么新奇的节目，为什么能激发起人们那么多的关注？
“变形计”到底是什么？一个在残酷生存中供观众宣泄情感舒缓压力的游戏？一个借助媒介权力助人梦想成真的社会实验？在一个主体性原则当道的消费时代，互换位置，体验对方世界的大小风云，品察对方思想最微妙的情绪触动，又有什么价值与意义？
变形之中的渴望
为什么人们如此渴望变形？英国鸟类专家罗布·萨温那把自己关进特制的鹦鹉笼子里，以了解鹦鹉到底有哪些烦恼。在他看来，似乎不换位思考，就不知道另一个世界的喜与悲。
在中国的长沙，学生小熊在当了一周“父亲”、卖了7天服装以后，流下了眼泪，他理解了压在父亲肩上的生活是那么难。在上海，街头摆摊的阿姨想和城管换一换，她说：我们这些下岗职工都不容易，自己摆个摊子过生活，为什么每回连我们糊口的一些小成本也要收去。
子非鱼，安知鱼之苦？有学者从这互换现象的背后，读出了人的隔膜与渴望了解。那种在全球化背景下，个人主义价值观念与行为方式的盛行，造成的人与人之间的隔膜，曾让德里达感慨：任何人都无法证明两个人居住的是同一个世界，我们彼此像被大海深渊分隔开的岛屿，深渊以外无边无岸，以致我们头晕目眩，只能听到孤独的声音，那种不属于一个共同的世界的孤独感、孤立感、岛国状态。
而《变形计》节目组人员在博客上说：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其实大部分是因为彼此之间的隔绝造成的，所谓咫尺天涯，即为此解。中国哲学在人际关系的描述上是臻于至境的，以至于历经千年仍成为人们在人际交往中的准则，“换位思考”就是其中之一蕴含，例如孔子讲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因为从大的宏观来讲，沟通达成的和谐乃是人类社会之大势，哈贝马斯主张的交往理性，粗浅理解，即为此般大意。
变形背后的变形
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变形，没有无缘无故的隔膜。多年前，卡夫卡让格里高尔变成了甲虫，法国小说家玛丽·达里厄塞克让香水店的女郎变成了母猪。
而在现实人生里，没有人愿意变成甲虫和母猪。锦江集团的普通员工想和他的老板换一换，一个在街头跑来跑去的送报员想和传媒老总换一换，一个大学女生则想走进监狱，体验一下自由被剥夺的感觉。
这是一个无限斑驳丰富的世界，很多人讲起他想交换的生活，就像讲述当初的理想。而在民众无比丰富的变形想象图景后面，是现代化的翻云覆雨手，在转型期的中国鼓捣出的令人叹为观止的社会大变形。
20年改革开放，社会结构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分化、重组，一批新的社会阶层迅速崛起，一些新的利益群体快速形成，似乎一夜间，处于不同时代发展水平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文化意识，如四季的杂花同时生在一株树上，各种社会力量如四方的鸟兽鱼虫并存在一块地上，呈现出了社会学意义上的断裂社会特征。
在社会学家孙立平笔下，在一个断裂的社会里，不同部分的要求的差异，有时会达到一种无法互相理解的程度。而在学者刘擎看来，社会分化使人们被迫处于一种陌生化状态，每个人都被囚禁在一个特定的生活世界里面，对异己的生活世界的价值观、信念，态度、经历的生活细节、遭遇的困难和挑战都不太了解，彼此变得越来越隔膜。而正是打破这种隔膜的社会心理，捧热了“变形计”之类的电视节目，这也是其意义之所在。
变形之外的声音
如果每个人都能在不同时段变形一周，这个世界将会怎样？是天下大乱，还是和谐的境界指日可待？这无疑是个带有乌托邦色彩的幻想，而一周只是一周，《变形计》只是《变形计》，人总是要回到现实中，社会转型的车轮还在滚滚向前。
但关于陌生化与断裂社会，关于和谐与沟通的声音，仍将长时间回荡在人们心里，那个话题属于宏大的现代性批判，属于建设和谐社会，属于效率与公平孰先孰后之争，是远在变形之后更为深远的东西。
而在宏大的叙事之外，具体到现实中的个体命运，或许像上海的音乐人COCO说的那样：把我换成什么都可以，那生命始终是我自己的，还得我自己去做主。（记者 谢海涛 实习生 周长天 潘爱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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