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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收入为什么得不到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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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运来
近年来农民收入徘徊不前的主要原因是农民收入的下降。这是因为农业收入在农民收入中的比重占到了52％，因此随着粮食价格的下降，农民收入也出现了大幅度的下降。乡镇企业的发展速度趋缓是农民收入增长不快的另一个原因。以前农民还可以靠在乡镇企业打工获得一部分非农收入，但是现在由于乡镇企业本身的发展出现问题，吸收农村劳动力的能力不但没有增强，反而有了很大的下降，这也对农民收入造成了很大的冲击。
现在看来，农业已经很难再成为农民收入增长的源泉。由于耕地面积的限制，目前我国的粮食产量已经很难有大的增长。而且，加入WTO之后，粮食价格的上涨空间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对粮食实行保护价格收购的政策也无法继续下去。另外，尽管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农产品的需求还会有所增加，但增加幅度不会太大，这也会抑制农民收入的增长。
进行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是解决当前问题的一种思路，但是尽管它会提高农业的竞争力，我们还是不能对它在使农民增收方面所起的作用有过高的期望。我国的耕地面积有限，而且出于粮食安全的考虑又有70％以上的土地用来耕种粮食，这就使得只有很少一部分土地能够用来播种经济作物，极大地限制了农业产业调整的空间。同时，由于农业价格调控机制还很不完善，优质作物的价格与一般作物的价格难以拉开距离。比如说，优质小麦只比一般小麦贵2分钱，很难推动农民种优质作物。推广良种的另一个问题是部分被推广的产品经常出现供过于求。从目前的市场情况看，蔬菜的种植已基本达到了供求平衡，如果继续推广很可能出现供大于求的现象。最后，也是各国结构调整所面临的共同问题，结构调整需要的成本高、投入大、产品增收的压力很大，它的效果究竟如何还很难说。当然，进行农业结构调整无疑是正确的选择，如果不坚持这样做，农业收入可能会有更大的下降。但与此同时，寻找一条能够帮助农民有效提高收入的道路也是非常必要的。
一般而言，存在着如下等式：农民平均收入=(农业收入＋非农业收入)／农业人口。当前，农业收入的增长空间已经非常有限了，要增加农民收入可行的办法只有增加非农收入，或减少农业人口，也就是说要发展非农产业和进行城市化建设。概括地说，我们对目前形势的判断是只有把农民从农村转移出来，发展新的产业和新的城市，才能解决农民收入问题。这实际上是一个中国农村的综合发展问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部长 陈锡文：
在整个“八五”期间农民收入的增长幅度下降了，而在最摈近三年里(1998、1999和2000)农民农业收入的绝对量也在下降，这说明农业产业自身的发展面临着深刻的危机。提高农业的竞争力，满足群众的需求，对于从整体上解决农民收入问题帮助不大。正常情况下，粮食的播种面积在3％左右波动，也就是说，中国的耕地面积大概是在17亿～185亿亩之间。把波动的原因单纯归结为粮食安全和政府行政是不全面的：一方面，播种面积要受粮食市场价格的影响，粮价下降自然会促使农民减少种植面积；另一方面，由于资源配置的问题，农民不知道在调整出来的土地上种什么，结果出现土地摞荒，在农村造成严重的就业问题。所以说，农业结构调整不能局限于让农民种单一经济作物，同时还要进行配套的市场价格体制和资源配置体制改革。
当前农村面临的另一个困难是沉重的农民负担造成了整个农村经济的发展停滞。现实是一方面农民的收入上不去，另一方面农民的负担又下不来。发展非农业、进行城市化是很好的建议，可实现这些都要有一个较长的过程，无法解决一些迫在眉睫的困难。事实证明，粮食增产和提价对于提高农民收入的作用有限，看来只有直接减少农民负担才是解决问题的良方。
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
从资源的稀缺程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这个角度来看农民收入增长问题是可行的，但如果从需求角度来看，也许会得到另一些新的认识。在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一定程度之后，经济增长已经不是靠农业来推动了，农业在经济中的重要性也会下降。此时，农民的收入增长也不再依靠产量增长，而是要依靠单位农户经营的土地规模的增长。而土地规模的增长又要依靠其它农户从农业生产领域中退出，因此解决农业问题的根本出路是城市化。
过去，农村工业化重要是靠乡镇企业的推动，然而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乡镇企业在基础设施建设和生产能力过剩方面所存在的问题已经越来越多地暴露了出来。由于农村没有居住的聚集效应，基础设施单位投入的就业制造能力在农村要比城市低得多，而且服务业也无法发展起来。这就决定了农村经济的产业化不可能单纯依靠农村工业来完成。只有与城市化相结合，让农民进城、发展大城镇才能解决问题。这里我们要强调城市化发展的方向是大城市而不是小城市，原因在于人口在200万～400万之间的大城市在基础设施投资利用方面效率最高。因此，如果国家要解决农村的问题就应当把资源投入到城市、投入到工业中来。
目前实现农村现代化的主要障碍是农民收入低、农村基础设施差，这其中主要的困难是前者。在这样的条件下，按照目前的农村人口来推动农村现代化是不可能，要有发展的观点，要把农村现代化和农村人口转移结合起来。在此过程中，仅仅依靠国家投入是不够的，还要利用农民自己对公共产品的需求，把农民自己的积极性调动起来。
中国社科院农发所所长张小山：
从对当前农村经济发展的观察中我得出了一个结论，那就是农村的发展要立足于不断地深化改革。现在谈农村问题，讲发展的多，讲改革的少。然而，要为改变农村的面貌创造条件就必须进行体制创新、推动科技创新。目前中央确定农业产业调整的政策，本身就是对经济全球化发展新形势的一种应对措施，就是在深化改革。我们改革的方向应当是：发育以农民作为主体的市场机制；建立由政府部门和农民组织共同参与的农产品价格决定机制；实现城乡互通，改革户籍制度；具体落实科技、教育相结合的农村发展战略，实现农村的各种优势互补。需要强调的是，解决群众反应最为强烈的农民负担问题也要靠深化改革。造成农民负担的根源在于收入分配体制的扭曲和财政体制的不健全，这一切只有通过继续深化改革，促进整个社会结构的变革才能最终得以解决。
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教授徐滇庆：
目前普通认为中国农产品的价格高于国际价格，其实符合这一点的只是土地密集型的农产品，对于水果、蔬菜来说，情况并不是这样。这意味着如果我们按照中国的比较优势种植经济作物，在国际竞争中还是有优势的。另外，国际市场上农产品的价格波动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今天价格高并不意味着以后价格还会高，所以有些结论似乎还值得推敲。
中国人民大学农经系教授严瑞珍：
对于农业发展我们提出过很多思路，但是农业的规模经营始终没有实现，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进行的也不是很顺利。而现在提出的发展城市化和非农经济似乎也不是很容易实现。其实，农业的发展经济在西方现代化历史中是现成的，可为什么在中国推行起来就这样步履维艰。农业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和积累要依靠一批从小生产者分离出来的中产阶级，他们有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愿望和实力，这个条件在中国却还不成熟。可见，我们还有很多课要补，我也实在担心奋斗了这么多年的农村改革究竟能不能取得成功。
目前的问题是，粮食安全的政策还值不值得坚持，在加入WTO之后，我们还用不用把74％的土地都用来耕种粮食?其实，只要坚持比较优势的发展思路，农村的产业结构还是有优势的。只要把土地解放出来，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结合农村广大的市场需求，农业还是大有可为的。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所长陆学艺：
目前农村问题的根源在城市，具体地说，就在于不合理的财政体制。1994年的分税制财政改革加强了中央财政和政府宏观调控能力，但是它只是规定了中央和省一级的财政关系，却没有规定下级政府之间的财政关系。结果是省里也和市里搞财政包干，市里又和县里搞包干，这样逐级包下去，好的财源全被上级政府拿走，负担全靠地方背了起来。现在地级以上的行政单位发工资都没有问题，而50％～60％的县政府和75％的乡政府发工资都有问题，相当一部分还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形势已经相当严峻了。这种情况之下，乡政府为了发工资当然要找财源，而农民就成了最直接的受害者。
说到底，关键在于农村和城市发展的不平衡，这也是一种“一国两制”。现在是中央、省和地级市的财政很宽裕，连延安都盖起了四星级的酒店，而乡镇政府背债严重，三分之二的乡镇政府拖欠民办教师的工资。当务之急是减轻农民负担，国防和教育都是国家的事，不要再让农民出钱了。同时，不合理的财政体制要改得更加公平，要照顾到基层政府机构的利益。消除城乡发展的不平衡也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在此过程中不改革户籍制度，城市化只能是一句空话。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姚洋、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荣昭：
我国正处于通货紧缩的阶段这一结论，已经逐渐得到学术界以及政府决策机构的认同，尽管对于通货紧缩产生的原因仍众说纷纭。不管以物价持续下跌为特征的通货紧缩是由于消费急剧畏缩或是生产能力急剧增加引起的，解决办法只有两种。一种方法是依靠时间，整个经济经历一场旷日持久的严重衰退，使效率低下的企业因支撑不住而破产，从而使整个经济的供需在一个较低的生产能力水平下，重新达到平衡。这种办法的好处是，可以淘汰低效率企业，解决多年以来都没有解决的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的问题，但是，考虑到我国目前巨大的就业压力，如果没有一个较高的发展速度，整个社会将难以承受。另一种办法是，依靠政府的力量找出或者创造出一个巨大的能持续较长时间的社会需求，来消化掉过剩的生产能力，使供需 恢复平衡。我国正处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转型时期，市场发育不完全，消费条件不充分。尤其是在人口占696％的广大农村地区，因为基础设施的限制，还有一个很大的具有购买力的消费需求没有办法实现消费的意愿。如果能想办法启动农村市场，我国经济就可以在保持较高的增长率的同时解决生产能力过剩的问题，从而使我国经济走出当前通货紧缩的局面。
我们研究的重点是探讨农村公共品，如电力、自来水、电视信号等方面的国家投资是否可以增加农村对耐用品的需求。所有数据为分户截面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1999年农村住户耐用消费品专项调查分户资料以及1998年农村住户调查分户资料的有关部分。在经过大量的数据整理工作之后，从专项调查的2万多户的数据中选取了18769户作为最后进行计量分析的样本。利用回归结果表明：
受教育程度越高，其收入预期越稳定，需要保存的应急资金越少；家庭人口越多，购买耐用品摊销到每个人头上的平均成本越低，越能发挥耐用品使用的规模效应，所以，这两个因素的提升都有利于农户购买耐用品。
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农户离城市越远，其购买耐用品的可能性越小。因为，离城市的远近一方面体现了农户居住区基础条件的好坏，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农户购买耐用消费品的难易程度，而这两方面都会影响农户的购买行为。
收入水平越高，农户越有可能购买这三种电器。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农户购买三种电器的可能性同人均纯收入有正的关系。当收入提高时，彩电需求增长最快，洗衣机其次，电冰箱再次。
作为互补品的供电情况对购买决策有正面的影响。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电价越低，购买可能性越高；供电越稳定，购买可能性越高。此外，“电视信号的好坏”、“是否建有电视接收锅”对农户彩色电视机的购买有正向作用，表明基础配套设施的好坏对家用电器消费有显著影响。
改善供电状况对于三种主要家电的购买需求有不同程度的促进作用。短期内，电价的变化对农村市场三种主要家电需求量的影响值得关注。当电价调低10％时，彩电的购买量将大约增加342百万台，相当于1999年总销售量的10％；洗衣机的购买量将增加约565百万台，相当于1999年总销售量的50％；电冰箱的购买量将增加约214百万台，相当于1999年总销售量的20％。就实际情况来看，农村电价的下调空间远不止10％。从全国水平来看，城镇的平均电价为042元/度，农村的平均电价为078元/度；而且农村的电价分散程度远远高于城镇。按照全国水平，要达到城镇的电价水平，农村的电价必须在原有基础上降低45％。
我国农村耐用品市场之所以启而不动，农户耐用品平均拥有量之所以显著低于同等收入的城市住户的平均拥有量，主要原因是与耐用消费品配套的基础设施严重不足。从回归得到的农户购买可能性函数推算，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只要把电价调低40％，并大幅改善信号接收质量，每百农户的彩电平均拥有量，将会在现有基础上提高115台，达到大约50台/百户的水平；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将电价调低40％，并实现村村通自来水，1999年农户洗衣机的每百户拥有量会提高226台，达到466台/百户的水平。
目前我国农村大部分地区电网陈旧，农村电价一般在城镇电费的2倍以上；农村地区电视信号微弱，甚至收不到电视节目；有一半以上的农户没有自来水。有鉴于此，以下三个方面的设施改善将会有显著的效果：改善现有电网的供电效率，提高农户用电质量，降低电价，将显著提高农户彩电、洗衣机和电冰箱的拥有量；修建电视信号接收系统，改善农村电视接收质量，将大幅度地提高农户的彩电的需求；为农村通上自来水，改善农民生活用水条件将提高其对洗衣机的购买。可以预见，通过基础设施的改造，农村地区将会出现一个电视、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产品的消费高潮。到那时，我国的家电产业将不复存在生产能力过剩的情形。
农业部农研中心主任柯炳生：
讨论强调了提高农村公共品服务水平对促进农村消费的作用，而且这种促进还是在不改变农村目前收入水平的前提下完成的，那么我的问题是为什么公共品的作用会大于收入的作用呢?当然，即使不考虑国家在农村公共品上投资对于实现工业化的作用，它对于中国整体面貌的改变也会产生积极的影响。但在得出增加农村公共品投入的结论中实物占了很大的比重，而支出结构中食品和住房的比重又特别高。其次，洗衣机的价格比彩电要低，这会影响到农民的选择，其实还是与农民的收入有关。同时，农村消费中有“凑大件”的心理，这会不会影响到经验观察的准确性。再次，由于我国目前对公共投资的导向不足，国家有多少财力，可以投入到什么样的程度，这些问题还不是讨论的很清楚。最后，公共投资尽管重要，但更重要的还是收入问题和相关政策。解决后一个问题的方法是减轻农民负担，取消税费，进行财政体制改革。对前一个问题，关键在于进行机会成本分析，使财政能够充分发挥作用。
农业部法规司司长杜鹰：
这个课题的提出是基于林毅夫提出的一个假设，即我们的经济中存在一对基本矛盾：一方面是供给大量过剩，一方面是农村有大量的潜在消费没有实现。如果启动了农村消费市场，就可以消化过度生产能力，进入新一轮的经济增长。林毅夫对基本矛盾的刻画是准确的。事实上，农村消费不足不是近年通货紧缩才存在，早在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实现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实行重工业、城市内部循环。农村不能分享发展的成果，致使改革前经济频临崩溃的边缘。我们最初的改革设想是从工业改革开始，但事实上却是出乎意料地从农村开始，农村改革不仅使农产品的供给大大增加，同时使农民收入上升，对工业品的需求增加，经济进入良性循环，而这正是邓小平提出的发展才是硬道理的背景。可以说“发展才是硬道理”是建立在城乡互动的良性循环的基础上的。一直以来，中国存在两大消费群体，城市和农村。现在的农村的恩格尔系数50％多，相当于城市80年代的系数，因此如果用恩格尔系数来估算，两者消费差距约15年。这样就造成一个长时间的消费断层，即当某种产品的城市消费已进入饱和阶段，农村市场还未启动，等15年后，企业才迎来第二个高峰。如果能缩短这种脉冲式消费的两个高峰间的时间距离，那对企业发展，对经济发展都将有很大的意义。
就农村消费而言，我认为根本的是收入问题，消费环境也很重要。但除此之外另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收入预期。对未来收入看好，农民就敢于在当期多消费一些，相反则少消费一些。收入预期与当前消费的关系大概比与消费环境的关系更紧密一些。我们不仅要讨论如何增加农民收入，还要讨论如何增强农民对收入的预期。
在以上讨论时出现了两个非常重要的观点。一个是：农村收入增长不能再靠增加农业收入来支撑，而要依靠增加非农收入；另一个是：农村收入增长不能再依靠农村工业化来支撑，而要依靠城市化。现在农业收入占GDP的比例约17％，农村就业却占50％，农村生产率和非农生产率已扩大到相差4倍多，这部分给出了城乡差距扩大的原因。的确，农业收入增长的空间是有限的，它要取决于对农产品的需求。一个办法是让更少的农民来分享有限的土地资源和市场容量，也即将农村劳动力转移。但是这两年却出现了农业劳动力逆向转移，1997年，1998年乡镇企业就业减少了970万。
农村缺少公共品并不仅仅是水电的问题，而可以说是全面地短缺。因此增加公共品的供给不仅是促进消费需要，也是促进农村发展的需要。现在农民除生产，一般消费外最大的开支就是教育、养老、看病、住房也是很大的一块。农村合作医疗已经破产，不过这个破产与农村改革无关。农村个人收入的增长无法抵销公共品供给下降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增加公共品的投资必须考虑投入方式和投资效益问题。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李实：
大家讨论提出改善农村的基础设施可以增加农村耐用消费品的购买可能性，但是这种改变可能更多的是对消费结构的改变，而不是消费总量的增加。因为在收入不变的情况下，增加了耐用消费品往往伴随着其它消费品的减少。而这种改变对当前的宏观经济的作用可能是没有的。
计量模型中的变量选择还有值得斟酌的地方。1模型中用“农户有没有耐用消费品”来代表购买可能性，但“有没有”是一个存量问题，而后面的解释变量多是流量。2如前面所说，消费品之间存在替代性，所以是否有必要在解释变量中放入代表其它消费品的变量。3基础设施不单纯是水电的问题，是否有必要放入地区发展的指标。4把年龄进行分组处理，而不是当成连续变量处理可能更合适一些，因为讨论年龄主要是为了讨论不同年龄的消费群的偏好的差异。
财政部农财司副司长王树勤：
虽然1994年的分税制还存在很多不合理的地方，但其宗旨是缩短贫富差距。财政部每年用转移支付的形式支援中西部，支援农村。20世纪90年代，农村扶贫的财政支出有700亿～800亿，中西部支农资金占总支农资金的70％～80％，区域性扶贫也投资了40个亿。覆盖了18个县。但是需求和可能的差距总是很大。
陆学艺教授：从上海和贵州的统计数据来看，其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的差距都比1994年改革前扩大了。如果以上海代表富裕地区，以贵州代表贫困地区，则说明1994年的财税改革在这方面还有有待讨论的问题。
李铁：城市化的成本很高，农村人口的转移效率值得推敲。农村工业往往比较分散，新的工业化应该分散和集中相结合。关于人口转移的统计口径有些问题，市辖区的农村人口现统计为城市人口，许多在城市的外来人口也被统计成城市人口。
国家经贸委赵晓：我们讨论了基础设施对耐用消费品的消费的影响，却没有指出对农户总的边际消费倾向的影响。有可能基础设施只是影响了消费结构，而没有影响消费总量。他还指出现在的农村问题是就业问题。而就业不仅要靠城镇化，还要靠要素的市场化来解决。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林毅夫：我们现在谈的供给过剩是一个存量问题，而要消化这一存量的过剩供给需要用存量的收入来购买。用增加的收入或一年的收入也难以购买耐用消费品。增加基础设施，就是要将这存量收入的潜在购买力挖掘出来，来消化存量的过剩供给。1999年农村储蓄有一万亿，因此农村是有存量购买力的。另外增加农村的基础设施从长远来看，其投资效益也不低。现在我们的农村人口有9亿，20、30年后中国总人口保守估计将达到16亿，如果有30％还在农村，那还有将近5亿人在农村，基础设施的投入仍能发挥较大的效用。从长期来看，要提高农民收入需要发展非农产业，需要城市化，但是我们已经看到近两年农业劳动力出现逆向转移，其原因何在?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进入行业多是劳动密集型，知识含量少的行业。而这两年这些行业都出现了大量的供给过剩。因此在没有消化掉这大量的过剩供给之前，农村劳动力向何处转移?农民又如何增加非农收入?财政支撑能力是有限的，人为的转移很可能会将经济导向恶性循环。我们的设想是，先启动农村的消费市场，消化掉过量供给，这样可以使更多的农民转移出去，进而增加农民收入，使经济进入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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